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文明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祖国的医学遗产，努力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中医药，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医药与时俱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一 革命战争年代：团结中医、推动中西医结合
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自成体系，自远古时代“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到春秋战国扁鹊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是历历可数的家珍，历千年护佑着中华民族，一直在中国医学界占据主流地位。近代以来，西医因诊疗技术特别是眼科与外科等手术治疗所表现的显著疗效有别于传统医学的经验，被称为“科学医学”，中医药学遭到怀疑和否定。民国时期，医政制度基本仿照西方，传统中医被斥为“落后、迷信、不科学”，废止中医之争开始。1912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即改革学制时把中医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1913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新文化运动中，中医阴阳五行等医理基础被批判为伪科学、玄学，削弱了它的文化基础。1929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废止中医案”，禁止中医中药开业，禁止中医办医院、办学校，取缔中医书刊。1936年，国民政府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中医在中国医学界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演变为“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格局。
在中西医之争中，青年毛泽东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医理各有特点。1913年，他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转引自林国标《毛泽东的中西文化比较及其抉择》，《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4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医生和药源都极为缺乏，毛泽东及时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页。】
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中西医要讲统一战线。他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毛泽东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54页。】次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等，为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做了可贵的探索。中医中药在革命战争年代担负医疗救护、控制传染病等任务，为保证军民卫生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新中国成立后：纠正错误、促进传承
医学遗产
旧中国疾病丛生、缺医少药，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１亿人口患各种轻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万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危害人民健康，“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张伯礼：《百年中医史》（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第350页。】中国人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面对十分严峻的卫生形势，让中西医务人员团结起来，为人民健康服务，是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举措。1949年9月，毛泽东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82-183页。】中医文化中预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是第二位的。会议确立了方针，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作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1951年春，彭真鼓励乐松生试办中药提炼厂改进中药。1952年，乐松生邀请了北大药学系郑启栋教授在达仁堂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1953年，银翘解毒片、香莲片、女金片、牛黄上清丸等四种产品试制成功，完成了中药到中成药的发展。1957年达仁堂以文献记载为依据研制的人工牛黄，当年就开始出口。
但是，由于社会上歧视中医已久，观念绝非一日所能消除，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并未被完全贯彻。如当时中医主要靠家传、师授、私人办学，甚或自学成才。1951年，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要求过于苛刻、不合实际，中医师资格考试的内容多是西医的，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由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华北地区68个县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天津市中医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多次做出批示和指示，要求从现实出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理解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是错误的。他指出：“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05页。】他对几千年来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医药学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中医发展时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45页。】
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在指示中，毛泽东强调：“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58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对中华民族人口繁衍的实际作用、疑难杂症治疗中的优势作用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他强调：“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59页。】关于中医基础理论中阴阳五行学说，他认为，目前没法用现代术语解释清楚的，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但也不能因此就“轻易加以否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76页。】中医是医人之医，从整体上为人服务之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59页。】医之上者，不仅能治病救人，而且能以医理论国事，治病与治国、治人，融会贯通，一脉相承。
中医是临床实践医学，中医理论是对数千年亿万次临床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但二者之间有共性存在，有相通之处。评判中医理论是否科学，不能以西医理论为标准，要从整体上分析、从临床疗效上分析。所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固有的医药知识得到发展，并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3，第332-333页。】7月，中央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召开中西医座谈会，讨论研究相关问题。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81页。】在毛泽东眼中，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实用和科学价值，能够创新发展造福人民，医人医病，遵循和而不同之道，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它的传承发展。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推动下，有效地纠正了对待中医的武断态度和宗派主义情绪，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发展。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党的中医政策，要求巩固地建立中西医之间相互尊重和团结的关系，提出了应扩大中医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出版中医书籍、改进和加强对中药的管理等项工作的具体措施。同月，卫生部正式成立中医司（1952年成立了中医科）。1955年12月成立中医研究院。一些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所。同时，卫生部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队伍，一方面，“中医带徒弟”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基层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开办中医学院，将中医教育纳入正规学历教育体系。1956年，卫生部会同高等教育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建四所中医学院，同年招生，学制６年，每所中医学院规模为2400人。【《壮丽70年·党领导中医药发展历程③：中医研究院和“老四所”中医学院成立始末》.
http://www.satcm.gov.cn/hudongjiaoliu/guanfangweixin/2019-04-28/9668html。】开设课程主要有中国医学史、医经、中药学、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针灸学、中医内科学、伤科学、妇科学、儿科学、眼科、喉科学与各家学说等。卫生部还发布文件，取消原来限制中医行医的规定。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除了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23所中医学院中的21所保留下来。1962年至1965年，全国各中医学院的毕业生，累计有5600余名；截至1965年，各地共培养中医学徒5.9万余名，【《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第59页。】为中医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大力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据统计，1952年，全国有中医院19所，中医院床位224张；1960年，全国中医院发展到330所，床位14199张。【《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第61页。】绝大部分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都设立了中医科。
1958年，中国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中医学院举办了二至三年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毛泽东肯定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做法，并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23页。】他殷切地希望培养出一批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从1955年到1966年，共培养了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他们成为全国各地、各医学学科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人物。屠呦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于1959年到1962年在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1958年，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对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的经验进行了整理、总结、研究工作，整理民间秘方、验方。
1965年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解决七亿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办法是因陋就简，培养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培训赤脚医生，而“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充分发挥了作用，依靠一根银针、一把中草药基本上实现了广大农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中草药知识的普及，中医药适用技术在农村推广，加速了民间土单验方的整理与出版，带动了中草药种植与加工，促进了当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971年中药品种由2600种增加到5000种以上。【《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第69页。】1974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26万亩，中药材销售9亿9000余万元，比1965年增加了1倍，出口1亿1000余万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赤脚医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全国约有180万人。
中医治疗适用于流行性乙型脑炎、痢疾、急性阑尾炎、关节炎、神经痛、烧伤、骨折、脱臼、多种皮肤病，疗效显著；对于高血压、晚期血吸虫病、肝硬化、慢性肾炎、再生不良性贫血，也有一定的疗效。全球疟疾肆虐时，1967年5月23日，中国启动对抗疟疾中药的研制。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她从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中发掘出青蒿素。1971年，经过近200次的反复试验，得出了青蒿素对疟疾抑制率达到100%的结果。她深有感触地说：“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她引用了毛泽东关于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的论述，明确指出：“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2月8日。】
中国成为现代医疗体制国家里唯一两种传统迥异的医学“同唱主角，争唱主角”的国家，在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形下，在构建以人民为主体、农村为重点、积极防治为内容、人民健康为根本的新型人民卫生事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赞誉的“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有了根本提高：1949年到1976年，全国人口由54167万人增长到93717万人；【《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第6页。】死亡率从20‰下降到7.25‰；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8.8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第276页。】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较快实现了转变，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阶段，这远远超过同期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许多其他事业一样，中医药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医药从业人员人数减少1/3，全国中医医院从1966年的330所减少到1977年129所，中医学院由21所减少到11所。【《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第62页。】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医并重、提倡长期并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医药事业逐步恢复发展。1978年，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的中医药政策，对办好中医院校、培养中医药人才、办好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建设、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措施。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70页。】1979年5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后改为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
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一年成立了中医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确立了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的法律地位。面对当时出现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西医西药的立竿见影迅速走俏，中医日益边缘化的格局，1985年中央书记处要求“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同时，要求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986年，卫生部制定了《中医事业“七五”发展规划》，中医药的发展思路是“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以学术提高为依靠”。同年，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1年4月，在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中西医并重”被列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1993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试验室兴建。1996年12月9日，江泽民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医药事业的领导，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更好地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602页。】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同时提出要“积极利用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2001年9月颁布了第一个《中医药事业“十五”计划》。这期间，1998年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02年，出台《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2003年，中国“非典”流行，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收治SARS病毒感染者，中医药介入治疗，获得“零感染、零死亡和零后遗症”的良效，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药筛选被列入“十五”期间的“863”计划“非典型肺炎防治关键技术及产品研究”重大专项。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出台，明确国家保护、支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2005年，科技部在“973”计划中设立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用于对中医理论的整理、研究和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等方针政策，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0年11月16日，中国申报项目“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一时期，中西医并重很大程度上尚未能很好地实现。和西医的造影、化验、超声波等诊断手段与对病症讲究精准的学理分析相比，中医拿不出“人体数据”，而依靠个案经验的累积很难得到广义上的认可，这些“短板”造成中医发展较慢，中医人才大量流失，即便在一些大型中医院，看病也以西医为主；且又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给中药发展带来了严重危机。院校教育也存在中医教育西化、中医思维薄弱、中医技能缺失等问题，没有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完善。
（责编：中国中医药康养网 彬羽）
